□张登本 杨宗林

在李东垣所著的《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医学发明》中，涉及“火”的内容有340余处。这些与“火”相关的资料可被归为7类。李东垣在化用《黄帝内经》中的“君火”“相火”“壮火”“少火”等术语外，还创新性地提出了“阴火”“阳火”“郁火”“伏火”等概念。

李东垣对“火”的论述，除了遵从《黄帝内经》，还有其独特的创新和发明，赋予了“火论”的新内涵，开拓了中医识“火”的新思路。李东垣对《黄帝内经》“火论”的内容既有传承又有体悟，其基于自身的临床实践经验，在多角度论述“火论”的基础上，首创“阴火”概念并予以高度重视外，还记述了7类（共30余个）以“火”构词的医学术语。
李东垣对“火”的论述，可以从以下7个角度予以概括。
生产与生活中的“火”
“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尚书大传》）及“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言之“火”，是以人类日常生活与生产常识中“火”的基本特征（如炎上、明亮、温热、赤色、升腾、烧灼、糜烂等）为思维原型。凡与此“火”之象相同或类似的事物，其属性便被归为“火”。因此，李东垣著作中涉及“火”的内容，均以这一概念为基础。例如，他在阐述方药煎煮时提到的“火熬”（《兰室秘藏·上卷·退翳膏》），“火炒”（《脾胃论·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武火煎”等，均是这一概念的实际应用。
五行理论中的“火”
五行理论源于古代十月太阳历法的五季划分，这一观念可从先秦《管子·五行》中得到印证。战国时期，阴阳五行学派对五行理论进行了系统化改造，使其成为当时理论体系中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黄帝内经》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五行理论的核心观念，并将其广泛应用于生命科学的知识体系构建与问题解决中。因此，五行理论渗透到中医药学的各个层面，对历代中医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东垣在其4部著作中，对“火”的学术认知继承了这一理论框架，书中多次运用五行理论中“火”的概念来表达学术思想。例如：“心主火，肝主木，此木火之势盛”（《兰室秘藏·内障眼论》）；“天地之间，六合之内，惟水与火耳。火者，阳也，升浮之象也”（《内外伤辨惑论·重明木郁则达之之理》）；“所胜妄行者，言心火旺能令母实，母者，肝木也”（《脾胃论·脾胃胜衰论》）；“治复气乘冬足太阳寒水足少阴肾水之旺……反来克土，火木受邪”（《兰室秘藏·神圣复气汤》）。这些论述中的“火”，均指五行属性为火的“心”，与《黄帝内经》中“火者，心也”（《灵枢·热病》）、“心……其类火”（《黄帝内经·素问·金匮真言论》）的内涵一致。
生理状态下脏腑的“火”
李东垣基于《黄帝内经》中“水为阴，火为阳”“水火者，阴阳之征兆”（《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观念，用“火”来表达人体脏腑的阳气。例如：“心者，君火也，主人之神，宜静而安。相火化行其令，相火者，包络也”（《兰室秘藏·诸脉者皆属于目论》）。李东垣在此将《黄帝内经》运气理论中的“君火”化用为心或心之阳气，将“相火”化用为心包络或心包络之阳气。此外，他还将“气食少火，少火生气”（《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少火”概念，直接化用为脏腑正常状态之阳气。“阳火之根，本于地下”，是指人体诸阳之气根源于肾（《兰室秘藏·酒客病论》）。
病因理论中的“火”
“在天为风、寒、暑、湿、燥、火，此无形之气也”（《脾胃论·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所言之“火”，即六淫病因中的“热邪”。
脏腑病机的“火”
李东垣用“火”“火邪”来表达人体脏腑阳气失常状态下的病机，这是其“火论”的核心。李东垣在这4部医书中，从不同临床视角构建了29个以“火”构词的病机术语，包括：“火邪”“阴火”“阳火”“壮火”“郁火（火郁）”“燥火”“伏火”“心火”“肺火”“肺中郁火”“胃火”“肝火”“上焦胸中之火”“中焦之火”“下焦之火（下焦火）”“下焦伏火”“肾中伏火”“肝肾伏火”“丹田伏火”“血中伏火”“阴中伏火”“阴中之火”“阴中火旺”“冲脉之火”“肝经火下伏”“下焦包络之火”“浮溜之火”“内伏火热”“火不伸”。
其中，“甘寒以泻其火则愈”（《脾胃论·脾胃胜衰论》）描述的是阴虚所致的虚火（虚热），亦称“浮溜之火”（《内外伤辨惑论·饮食劳倦论·朱砂安神丸》）。此火多因“劳役动作，肾间阴火沸腾”所致（《内外伤辨惑论·辨劳役受病表虚不作表实治之》）。
“肾间受脾胃下流之湿气，闭塞其下，致阴火上冲”则指湿邪郁闭阳气而引发的“阴火”（《内外伤辨惑论·辨寒热》）。治疗此“火”需要采用“升阳发汗”之法，如“火郁乃湿在经者，亦宜发汗，令风湿去而阳升”（《兰室秘藏·腰痛门》），即“除湿去热，益风气上伸，以胜其湿”之义（《兰室秘藏·妇人门·经漏不止有三论》）。
阳热亢盛的实火（实热）种类较多，如七圣丹治疗的“三焦火”，火郁汤治疗的脾中“郁火”（亦称“心火”）等，均属实火、“壮火”“火邪”之类。此外，《兰室秘藏·痣漏门》提及的大便燥结之“火邪”，以及参术调中汤中“桑白皮苦微寒，泻肺火定喘”“茯苓甘平降肺火”（《内外伤辨惑论·暑伤胃气论》）的“肺火”，均属此类。
“气”（《脾胃论·半夏白术天麻汤》）所论之“火”，指因内伤（如过劳、情志过极、饮食不节等）所致之“火”。对此，李东垣主张使用黄芪、人参、甘草等甘温之品，因其既能“补元气”，又能“泻火”（《兰室秘藏·小儿门·治惊论》）。
症状中的“火”
由上可见，李东垣所论“火”之病机，依据具体病证，从多个角度来阐述不同机理。因此，在李东垣论“火”病机时，务必要详细、明晰地辨识。
症状中的“火”术语基于自身对“火”的深刻理解，李东垣借用“火”原型的色赤、烧灼、物体被火焚烧而糜烂等特征，对一些临床症状予以描述，于是就有了临床症状中的“火”术语。如“两眼蒸热如火之熏……上下睑赤烂”（《兰室秘藏·内障眼论》）；再如“表热如火燎于肌肤，扪之烙手”（《内外伤辨惑论·暑伤胃气论·升阳散火汤》）等。
治法中的“火”术语
李东垣针对不同病机所致之“火”，制定了多种治法术语。例如：“内消阴火”的“消火”法；利膈丸的“泻肺火”（《医学发明·膈咽不通并四时换气用药法》）；补中益气汤中“炙甘草之甘，以泻火热”（《医学发明·饮食劳倦论》），方中“加五味子、麦门冬，助人参泻火”（《医学发明·四时用药加减法》）；黄柏、知母、肉桂“能补肾而泻下焦火”（《医学发明·滋肾丸》）；“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脾胃论·脾胃胜衰论》）；“风药升阳以发火郁”（《脾胃论·君臣佐使法》）；“人参之甘，补元气，泻热火”（《脾胃论·脾胃虚弱随时为病随病制方》）；“暑月阳盛，则于正药中加青皮、陈皮、益智、黄柏，散寒气，泻阴火之上逆”（《脾胃论·随时加减用药法》）。
值得注意的是，李东垣创制的升阳散火汤，用于治疗“胃虚过食冷物，抑遏阳气于脾土”所致的中焦郁火，体现了“火郁则发之”的治法（《脾胃论·升阳散火汤》）。对于“郁火（火郁）”病机所致之证，李东垣化用《黄帝内经》“五郁”治法中的“火郁发之”（《黄帝内经·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思路，制定“升阳散火”之法。
此外，李东垣认为阴火上扰所致的心烦不寐症，可用朱砂安神丸治疗，该方“以当归补血不足，朱砂纳浮溜之火，安神明”（《内外伤辨惑论·饮食劳倦论》），体现了“降火”“镇火”的治法。另有“收火”之法（《兰室秘藏·内障眼论》）。
以上内容系统梳理了李东垣4部医书中关于“火”的多重意涵，其论述不仅涵盖“阴火”这一核心概念，更从多角度拓展了“火”的理论与临床应用。
（张登本系陕西中医药大学教授，杨宗林供职于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