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医治疗疫病的思考 □王志强
当前,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取得了阶段性胜利。采用中医疗法,治愈率高,患者没有后遗症,取得了满意疗效。 中医经典医籍《黄帝内经》中记载了防治疫病的思想,包括“五运六气”致病观、“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防疫观和“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防治观等。“五运六气”理论构建了疫病发生的宏观预测体系,在今天看来其实质在于探索影响人体发病的内部、外在因素。外因是否导致发病,又取决于内因正气,即人体的体质与抵抗力,所以增强正气可以预防疾病。人们应该在发病之前加强预防,或者在发病早期及早治疗,或者治疗后防止复发。《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则提供防治疾病的辨证处方与药物知识。这些经典理论对后世都有深远影响。 在有效的中医理论指导下,社会对防治疫病的认识不断发展。 首先是对传染性的认识加深,比如进一步区分了传染性不同的疾病。隋代医家巢元方说传染病是感“乖戾之气”得病,有其特殊病因。在此基础上,明代著名医家吴又可总结成“戾气”学说,指出“气即是物,物即是气”,指出疫病病因可能是某种不可见的物质。这是非常接近微生物病原学的假说。 其次是对疫病的预防与治疗有了进步。在预防疾病方面,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华佗提出用屠苏酒防病,东晋时期的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葛洪提出用老君神明散防病,唐宋时期广泛应用香药来预防疾病等。明朝中期,出现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术,经过不断发展,清朝将其引入宫廷,为皇室成员种痘,还在许多地方推广。一些外国使臣也来学习人痘接种术,并把这一技术带回欧洲,后来英国医学家贞纳在此基础上发明牛痘接种术,为全球消灭天花奠定了基础。治疗方面,在伤寒学说的基础上,明清时期形成了温病学和瘟疫学体系,为临床提供了全面的理论指导。 再次是防控措施不断完善。晋朝已经形成制度化的防疫措施,《晋书》记载:“朝臣家有时疾,染有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宋代注意对染疫死者的尸体尽快处理和火化。清代宫廷中设立“避痘所”,用来隔离感染天花者,规定隔离9天后,亲人才可探视。 中国古代对防疫有丰富的理论与经验,但也存在明显的瓶颈。 瓶颈一:缺乏组织性防疫。这是封建王朝统治的局限性决定的。有的统治者残忍无道,比如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南征,遇到疫疾,大臣要求退兵,他竟然认为这是“天命”。有的统治者虽然提倡“仁政”,但所采取的防疫手段也只应用于朝廷官员。在民间,每当瘟疫流行,地方政府与社会爱心人士往往只能做一些临时性的收容、散药等工作,没有持续性。明代学者吕坤曾疾呼,每个州都应该拨出专款,用于培养医生和购置药材应对疫灾。但这些呼吁根本无法实现。 瓶颈二:防护技术不足。虽然认识到疫病会传染,但无法阻止。这种局限给古代防疫带来难题,引起宋代学者的讨论。南宋经学家程迥看到有家属离弃染病的亲人,于是说疫病是天时不正引起的,不会人传人,要求人们留下来照顾病者。南宋教育家欧阳守道进一步指出,“气接则病,气不接则不病也”。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如何令“气不接”一直缺乏手段。明代著名医家吴又可虽然认识到“夫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但也感慨“受无形杂气为病,莫知何物之能制矣”。受科学技术因素制约,古人无法知道空气中有不同大小的病原微生物,不能发明相应的防护用具和有效消除疾病的根源。 防疫与治疫,都离不开医生。古代,有一批批的名医,在大疫中挺身而出,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与诊疗经验。东汉末年,名医张仲景的传世名著《伤寒杂病论》就是在经历瘟疫过程中写成的。当时,张仲景的宗族原本有200多人,10年间死亡2/3,其中因“伤寒”疫病死去的占70%。张仲景在伤心哀痛之余,积极诊疗,后来写成《伤寒杂病论》一书。全书细致地辨别患伤寒者不同阶段的症状变化,提出相应治法,成为中医辨证论治的典范之作。他强调,医生要有“上以济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的担当精神,在研究医学中贯彻“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严谨态度,所以被后世尊称为“医圣”。唐代名医孙思邈的名篇《大医精诚》,树立了中医的医德规范,其中要求医生要“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他躬行实践,收治了慢性传染病患者600多人。他还提出许多养生思想,其医德医术为后世敬仰,有“药王”之称。 多年来,国家大力推行预防接种工作,持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建立全国性的卫生防疫体系,健全传染病预防法律法规,积极开展鼠疫、疟疾、艾滋病等专项防治工作。1961年基本消灭天花,2000年实现消灭脊髓灰质炎,许多传染病发病率降到历史最低水平。进入21世纪后,我国改组建立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与传染病防治工作,成功应对SARS(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禽流感等传染病,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事业不断完善,国民健康得到良好保障,人民群众有了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临床上多数患者均能在轻症阶段通过中药或者中西医结合治疗来控制病情或治愈。目前,临床上无症状新冠肺炎患者并不少见。从中医角度来看,并非真无症状,实际上,患者在饮食、大小便、精神状态、舌象、脉象等方面已经出现异常。对这部分患者尽早给予中医药治疗,可以有效遏制病情发展。对于重型和危重型患者,中医药的优势体现在改善临床症状、减轻发热症状、控制病情进展、缩短治疗时间、减轻并发症等方面。对于重型患者来说,发挥中医因人施治、辨证论治的优势,对于提高患者的血氧饱和度、保护脏器等都有一定的作用。中医药治疗不是简单的抗病毒,更重要的是调节自身的免疫力,改善症状,延缓病情恶化,降低死亡率。对于恢复期患者,中医药能够发挥更大作用。患者体温正常,核酸检测为阴性,肺部影像学显示炎症明显吸收,可以出院,这并不意味着患者完全康复。其中,有一部分人还存在气短、乏力、食欲差、腹胀等症状。患者可以采用中药方治疗,也可以采用热敏灸、药膳等进行调理。尤其对重型和危重型患者康复期出现的肺间质纤维化、肺部磨玻璃样的改变,运用中医药治疗可取得明显疗效。 显然,我国在大力提高医疗科技水平、健全传染病防控机制的同时,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加强中西医协同,必将有力推进防疫工作。 (作者供职于开封市中医院) |